回顾词源学理论发展的过程,在同源词音义关系问题说明白以后,还有一个特别需要阐释的问题,那就是同源词与汉字的关系。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发展过程中,“词源学”曾被称为“字源学”,“同源词”也称“同源字”。王圣美创“右文说”,看到的是形声字声符的作用,似乎词源问题属于文字学问题。章黄之学多人次梳理后,词源问题本质上是早期汉语的造词问题已经明朗,但又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,认为词源问题与汉字没有关系。为了科学说明形声字声符与汉语词源的关系,我们在采用“结构功能分析法”来分析汉字构形时,设置了一个新的概念,称一部分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的形声字声符具有“示源功能”。这就是说,形声字的声符,在组成汉字时都具有“表音功能”,但只有其中一部分是具有“示源功能”的。换一个说法,经过多层次的演变,发展到《说文》小篆以后,形声字声符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已经不是必然的,而是或然的。汉语词源与形声字声符的确是有关系的,“右文”现象的确存在,但这不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,在微观的层面上,汉语词源与汉字形体哪些是有关系的,需要历史的考据和理论的论证才能定下来。于是,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也就应运而生——汉语同源词是造词问题,为什么会与造字发生关系?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同源字有共同的声符而不是都有?怎么判断哪些有哪些没有?形声字声符对同源词有标志作用的总体面貌是怎样的?陈晓强的这个课题,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:讲清同源词和汉字字形的关系,确立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来源,作出确定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操作条例,并对具有示源功能的形声字群体的大体面貌作出描述。
要解决这些问题,除了梳理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,还要对《说文解字》的同源字进行考察,特别要关注《说文》里的谐声偏旁、声符互换和声训等现象。所以,晓强把这本书分成两大部分:《通论篇》和《考释篇》。
在通论篇里,他把“形声兼会意”的这部分字首先发掘出来,作为研究的抓手。再考察同声符的同源字,将散见在《说文》里的“右文”现象集中起来讨论。最后,再以声符互通情况建构了同源字之间的多向交错关系。这三个层次的考察,他归纳为泛时的考察。同源字系联当然只能是泛时的,这里有明显的操作原则,很清晰,不紊乱。而在理论上,他梳理了汉语词汇的孳生造词推动孳乳造字的历史发展情况,把造词与造字的关系理清,从理论上说明词源问题本质上是汉语词汇的历时发展造成的。晓强所说的问题,都是前人提出的,不是他的独创,但他清晰地将词源问题的理论实质和同源字系联的操作规程分开,将造词与造字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,以点、线、面来勾勒《说文》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面貌,解释了汉字的形声字介入汉语造词的原因和结果,从事实出发,合乎逻辑地将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说清了,这应该是他这本书明显的成绩吧。
在《考释篇》里,晓强做了多个案例。太炎先生《文始》想以《说文》所收字为资源系联同源词,季刚先生《说文笺识四种》的“《说文》同文”与“字通”为之做了补充,陆宗达先生的《说文解字同源字新证》为之做了疏证,黄易青、孟蓬生的论文都有很多示源功能的案例。仅仅在这一条在线上,可以借鉴的资料就很丰富。但是,同源字并不都是形声字,《说文》也很少收异体字,要想将属于形声字示源功能那一部分提取出来,属于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完全系源,也是要用心用力的。我不想一一讨论这些案例,只想说一说前辈师长们都要在《说文》所收的小篆中来系联同源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简而言之,《说文》汉字系统对应的是以五经话语体系(应包括同时代的诸子论著)为大语境的书面语词汇系统,汉语同源词既然是单音孳生造词的结果,东汉大致是这种造词方式的时间下线,汉语此后的造词方式应以合成造词为主流。《说文》形声字已经占到将近90%,由于新的单音词产生很少,为汉语新的单音词所造的新字必然骤减,正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明证。
汉语词源问题是训诂学的一个深水区。汉字深度参与了汉语的单音孳生造词,这是汉语的特点决定的,这个完全中国式的研究课题,西方语言理论无法涉及,需要我们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,走自主创新之路,才能步步深入。希望晓强不离不弃地把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,把这本书当做起点而不是终点!
2021年3月11日于北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