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澜：正气立天地，川北一圣人
在新中国开国典礼上，紧靠着毛主席的身边站着的，并不是那些随着他一起征战南北的开国元勋，而是一位身着长衫，一把飘逸长髯的老者，特别的惹人注目，这便是我们四川的骄傲，被称作“川北圣人”的张澜老先生。
他是毛主席最为崇敬的人之一，他的学生不但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，还有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，他被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为“表老”，是一位高风亮节，一心为民的民主人士，也是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之所以称其为“表老”，是因为他的字是“表方”，因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故而有此一称，就如同有人称毛主席为“润公”一样，当年湘军大佬彭玉麟的字为“雪琴”，也被人称为“雪帅”是一个道理。
建国之初，在共和国选出六位副主席中，有三位是民主人士，占了半壁江山，他们分别是宋庆龄、李济深和张澜，而张澜是最有特色的一位，他长年是一袭长衫，白发银须，到哪里都给人以亲民之感，而他一身浩然正气、高风亮节，则更是令人敬佩至极。
相对来说，张澜同前两位来比有所不同，宋、李二人一直在国民党中地位伋高，又是蒋介石的对头，却又始终无可奈何，张澜并没有公开怒斥过蒋介石，关系并没有到势不两立之境地，但蒋介石对张澜多有不满是肯定的；有趣的是，在张澜当选国家副主席一职时，有些人是颇有异议的。
这其中大部分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，当年他们在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，张澜还是四川省“剿抚委员会”委员长，换言之，他是红军的死对头，此次围剿虽然红军取得了胜利，但却也让红四方面军吃尽了苦头。
对此，周恩来总理作出了解释，张澜当时作为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，职责使然，也就是挂了个名而已，并没有像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那样的赶尽杀绝，并且，周总理给他们讲述了张澜革命的经历，这些将领们方才释然。
张澜是四川南充人，家境很好，其父亲便是秀才，但其家风一直是“耕读为本、礼仪为先、勤俭节约、善良淳朴”，为当地民众称颂。
在川北一偏僻之地，能出个秀才可是件了不得之事，而张澜在22岁时也步父亲的后尘，考中了秀才，不久被补廪生，即岁﹑科两试成绩优秀者，可保其赴省城参加乡试，进而步入仕途。
后来，他去成都进入尊经书院深造，因学习成绩优异，被官派去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，却因上言慈禧归政而被解送回国，随即回乡在南充中学堂当了名老师，两年后，他去了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，担任学监一职。
年轻时的张澜
在成都期间，他被选为四川咨议局议员，继续为立宪而奔走，当清政府意图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时，他发起了四川保路同志会，组织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，清廷无奈地调湖北新军前来镇压，革命党人趁武昌空虚之际，成功地发动了起义，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序幕。
孙中山先生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，他说：“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，辛亥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。”
张澜与好友吴玉章
辛亥革命后，他担任了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、嘉陵道道尹，并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，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，反对北洋军阀混战，在当时的四川享有崇高的威望，并于1917年出任四川省长一职。
张澜一直关注教育，他在五四运动爆发时予以声援，并创办《民治日报》开启民智，期间还担任过成都大学校长，他以“打开夔门”相号召，广纳人才，力图将成都大学办成包容并蓄，精研广博的一流大学，故而也被人称为是“四川的蔡元培”。
罗瑞卿、朱德与恩师张澜先生的合影
但是，在那个军阀混战之时，四川境内更是军阀林立，共有近20个大小不等的派系在大打出手，虽然他被四川军阀刘湘聘为“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”，但张澜自知以他的能力和威望，在当时是根本不足以平息乱战的局面，于是不久便轻装简从的回乡办教育去了。
他在家乡南充创办了许多学校，包括南充县立中学、南充实业学校等等，还专门为乡民的生产发展，开办了专门的职业技能学校，如南充蚕业社，为普及科学种植和副业的兴旺，泽被乡梓。
张澜与家人
“海内盟员皆后辈，蜀中学子半门生”，他发起组织了四川乡村建设期成会，与陶行知一样，推行以先进的理念和农村实际相结合的方针，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，取得了很明显的收效，故而被时人称为“川北圣人”。
无论是当官还是为民，张澜始终保持着布衣本色，他一生清廉自持，纤尘不染，德行高洁，自奉节俭，从不以权谋私，甘为百姓仆役，不但在普通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，即使是政敌对他的清廉也是赞誉有加。
当时南充地方军阀石青阳不满张澜在民众中的盛誉，特派人暗访其家，只见其清贫到让人惊叹的地步，其描述为：“环堵萧然，一屋空空，家人庵居素食，无可窃物。” 石青阳于是感叹道，“川北圣人之誉，名不虚传也。”
抗战爆发，数百万川军出川抗日，张澜挑起了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的重担，为子弟兵的后勤保障呕心沥血，奔走呼吁；他还发起组建了民主宪政运动和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；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，他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。
右起：沈钧儒、陈叔通、罗隆基、陈新桂、张澜、叶笃义、张茂延。
国共内战爆发前，张澜全力为呼吁停止内战而奔走，当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时，他到机场迎接，要知道，当年蒋介石入川时，陈果夫动员他去接机，被他给顶了回去，在时有“得四川必先得张澜”之说的情况下，张澜所表现出对毛主席的热忱，也代表了他的倾向和希望。
其实，张澜一直是不主张结社立党的，他可以参加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会议，但对国民党一手操纵的“国民大会”却是坚决抵制，并发表声明进行了声讨。
李公仆(左)闻一多(右)
面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，张澜高举民主同盟的大旗，代表民意，同当权者抗争，当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被特务暗杀后，他怒不可遏，亲自主持了在成都召开的追悼会，表示其绝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尚气节。
在追悼大会上，张澜激动地说:“李先生和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，本人决定步两同志后尘，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”其不畏权势，勇于抗争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
1944年9月,张澜主持民盟代表大会与代表们合影
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之际，遂又玩弄起了假和谈的伎俩，蒋介石的亲信，也是张澜四川老乡的张群来请其出面，在国共双方间做调停，而张澜则明确表示，“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，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，不再做调解人了。”
蒋介石得知后也无可奈何，后来张澜因拒绝去台湾而被特务软禁，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，去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。
张澜与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
开国大典在即，而张澜经年累月地都是着一袭长衫，头戴一顶瓜皮小帽，颇有些遗老之风，于是一些人便觉得这样的装束不太合适，而周总理也特地拨了一笔服装费，希望张澜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。
但是，张澜拒绝了周总理的好意，他说，“国家的钱，即人民的钱，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？”为了表示庄重，他自己花钱重新购置了一件新的长袍，于是，我们有了开国大典中那一张奇特的照片。
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受到民盟主席张澜等欢迎
以张澜的资格和国家副主席的规格，他本应该在北京分到一个高规格的大院，可是他只要了一处很小的房子，家中的空地上，别人家是养花，而他的夫人却是种菜，这也是他家长期养成的习惯，张澜的女儿是这样说明了缘由：
“父亲在解放前，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，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。”
张澜的家人
记得有一桩有关张澜的故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有一次他回乡时遇到了土匪，土匪因为得知有大官路过，本想能发一笔大财，却不知打开行李后，仅有书几册，旧衣裳几件，大为失望。
后来当他们知道这是四川省长张澜时，大为感动，不仅没有抢劫伤害，还派人一路护送了很远的路程，此事在乡里传为美谈。
张澜和刘少奇
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，张澜始终都保持着一身正气，他曾给自己写下了《四勉·一戒》：即“人不可以不自爱，不可以不自修，不可以不自尊，不可以不自强，而断不可以自欺。”
他是这样写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当大学者梁漱溟因言语不当，而被最高层定论“反动透顶”之人时，张澜便顶着巨大的压力仗义直言。
张澜同梁漱溟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，爱国爱民，一起关心乡村建设，反对以暴力革命解决中国问题，二人都刚正不阿，都是中国共产党难得的诤友。
梁漱溟是因在政协扩大会议上，发表了有关土地和农民的问题而遭到批判的，其实张澜是同意梁漱溟先生观点的，但他并没有直接和公开地发表意见，而是同另一位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一起给中央写信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从中进行斡旋。
这一方面避免了对梁漱溟进一步扩大化，又注意了方式方法，有理有利有节，既达到了自己目的，又给对方以充分的回旋之地，张澜这样的光明正大之行，受到党内外一致地尊重和赞赏。
他坦荡的君子之风，这在当时集体失语的环境下，显得尤其地珍贵和不易，无愧于毛主席对他的评价，“老成谋国”。
1955年，张澜病逝，享年83岁，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，希望台湾早日解放。
图为张澜书于1945年9月10日的公开信手迹
毛主席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，并以国旗覆棺，周总理同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亲自执绋，将其遗体送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。
回望历史，一位布衣老者傲然挺立，在一个苍黄翻覆、陵谷变迁的大时代中，他历经大清，北洋、民国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，他传奇的一生，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。
他从嘉陵江边走出，才高八斗，英气纵横，为民生、民主奋斗了一生，他居富贵而不图富贵，居贫贱而恪守贫贱，终生不失“布衣”本色，细数身前身后，历经风雨岁月，民主之澜，涛声依旧。
